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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胡兰成 补天遗石  

2017-10-18 10:46:4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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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天遗石    胡兰成 

 

  今晨读新约马太福音,有一节是基督云:「冒犯了上帝还可得饶恕,甚至冒犯了神子亦还可得饶恕,惟有污辱了灵的不可饶恕。」我觉此言的意思非常好。污辱了大自然的灵气的,或不知凡物都可有这灵气的,则其人虽礼拜圣贤,亦是枉然。中国人说神是尚飨祭馔的馨香之气,若无灵气,就是祭馔的没有馨香之气了。我不喜钱穆他们,是因其不知历史的消息有灵气。我也不喜许多牧师们,因为牧师多是不知天地万物可有灵气。以前我的文章虽侮辱了上帝与耶稣,但没有侮辱了灵,所以还可得上帝与基督的原谅。

 

  今番我把一篇马太福音从头看到末,这才对于耶稣的全「神人」格有了一个实感,觉得许多人只选几节来读是但得个枝节了。

 

  第一,基督的自信(比摩西等更大)我觉得果是这样的。他的行奇迹与自信不可分。一个人能通于天,他就可有这样的自信。耶稣行的诸般奇迹,我都相信。如我读红楼梦里写得最好的地方,相信那些事情都是真的事。第二,要讲基督,果然是不可撇开奇迹不讲,亦更不可撇开原罪与十字架与宝血不讲,这一点寇牧师说得极对。第三,我觉一篇马太福音,单在文学上来说,是还在荷马的史诗以上。耶稣其实有他对时俗的反抗心,而且有其阔达明亮与喜乐的。马太福音里耶稣还说过一句话、「神子不为燔祭的牺牲」,我读了顶高兴。

 

  但我还是不做基督徒。

 

  历史上有几个人都是不完全而完全。如孔子与基督都是没有兼为真命天子,又如诸葛亮的不能统一中原,这都可说是美中不足。释迦亦是美中不足。但皆只可如此。如甘地的在英国统治下以不抵抗主义做印度独立运动,亦是只可如此,而亦所以是绝对的了。但在中国则可不必为甘地之徒,中国的革命者自有 孙文先生。而且我也只以孔子与 孙文先生为先生,但并不加入同学录,我另有我的一面是、上亦无师,下亦无弟子的。

 

  我不喜闭锁性。

 

  在日本的华侨有信基督教的,他们游京都奈良拒绝到神社佛寺。外有儒教的中国学者路过日本,他们虽参观神社佛寺而全然不感到灵气。他们是耶稣说的侮辱了灵。我觉汉朝唐朝当年,有一班英雄豪杰对孔孟的那种敬意最好,还好过专门的儒者。宋朝的孔子之徒如程朱他们有个大毛病,是眼不看他。譬如史记里的许多英雄美人,他们都不感兴趣,他们看得汉高祖与唐太宗不值得一道。基督徒也犯这同样的毛病,还犯得更深。他们只讲戴维所罗门等圣经上有的人物,把中国史上的人物看得不值一谈。他们不知中国文明在人格面的变化多样。这种闭锁性,单就写文章来说,就是非常有害的。如宋儒就都写不得好文章。

 

  宗教还有重大的一点为写文章所忌。凡宗教皆以现世恶为前提,所以要救。如释迦说「五浊恶世」,如基督教说原罪,举世多是罪人。但中国向来的文学是以现世为好。中国文明有人世的风景无限,此是诗经与汉赋唐诗宋词元明曲及红楼梦等小说的培育地。中国的是孟子说的人性善。不但文学,如 孙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亦是有着这人世的风景的,与西洋的单是社会改革不同。你若把世人看得都好,你就写得出好文章,你若把世人看做都是罪人,你就很难写得好文章,这是我相信基督,而不做基督徒的缘故。

 

  马太福音读完了,对耶稣发生很大的敬意,而且他说的话于我多是非常真切的,但我还是更喜欢屈原的「离骚」。耶稣的只是一句易经里说的「天行健」,而离骚则多有徘徊的余地。耶稣的信心是不带一点疑惑,屈原则将信将疑。我乃想到信心有二种,一种是对大自然的信心,大自然是在着那里的,你但凡明白了,你就可以信之不疑。但还有一种是对于人世与历史的信心,因为这不是客观的在着那里的,而且尚在继续被创造中,对于它的信心也是在创造中生长着的。即一种是对大自然悟得而来的信心,又一种是对于依据这大自然而创造的人世现状与历史的信心,后者因为是在创造中的信心,原要将信将疑的才是好。乃至虽是前一种对于客观的大自然的信心,也不妨带点疑,因为这疑乃是信心的摇曳生姿,是知性的羞涩。

 

  回来偶又看看禅宗的书「从容录」,是南宋时宁波天童寺宏智禅师撰,稍逊于碧岩录,二书的重点不同,碧岩录重在说「机」,从容录则重在说感机之「感」。

 

  野村一门的能乐今是其女和世在主持,吃夜饭时她讲起她父亲早年拜一位名师学唱,师父很少教,你唱得不对了师父就发怒一喝,你亦不知如何错了,亦不知错在哪里,师父都不点明,你只得又从头再唱,再唱还是不对,又遭怒喝,如此一遍又一遍直唱到师父不叱骂了才是唱对了,但你亦还是不知这回如何唱对了,而且不知这回唱的与前回唱的有何不同,又不同在哪里。这就是日本古人的,也是中国古人的教法,是使你以自己的努力来悟得。

 

  晨五时醒来倚枕看约翰福音,耶稣说:「你们的悲泣将变为欢喜,且连世上亦都变为欢喜。」耶稣多有说欢喜,而教会的人则多只是严肃。教会的人也讲待人和睦,但是缺少喜气。约翰福音又说有人患病求耶稣去医,耶稣耽搁了两天未能即去,那人已死,其家人来报告,与亲戚皆哭,耶稣亦流泪。耶稣亦流泪这一句使我读了很感动。然后是耶稣去把那死人复活了。又耶稣辞世前与门徒说:「你们不久就要看不见我了,但是再过一回,你们又可以看见我。我要对你们说的话还有很多,但是你们现在还承当不起,等到将来灵气来时,你们自会得豁悟的。」而门徒听了还不明白耶稣何以忽然要说这些话。耶稣又说:「我向你们说了这个,是为要使你们得到平安。世上多有黑暗。但是要勇敢,我于此世已经得胜了。」这些话皆极深切悲壮。比离骚于我是另一种切身之感。

 

  我是以朋友的身分看耶稣,从耶稣身上的许多地方看见了我自己,这在基督教徒来说是不敬,因为你不可与基督平等。但他们是不知修行为何物。

 

  孔子孟子皆到达了一种自信,如于文章,我是相信可与苏东坡平等。圣经说人不可与基督平等,是因为人们都要经过基督才可以通到上帝,这话我亦承认其是对的,譬如庶民要由天子代表郊天。但中国是庶民亦可有时直接拜天地。中国是一面尊君,一面亦仍有其与君平等。基督教徒只能站在被救者的立场,不能站在救主的立场,而我是两种立场都站,与两者皆平等。但是救主与被救者的话不合于中国人, 孙先生不说救人,而说唤起民众。被天子所救,亦不如对蒙尘的天子(基督)勤王,原来以色列人的身世是与我们的不同。

 

  以色列这个民族会被埃及俘虏了去做奴隶四百年,在巴比伦做奴隶也有四十年,什么都没有了,只剩对耶和华的信心救了他们,所以以色列人的信心有那样深刻,与被救这句话的深刻,与原罪这句话的深刻,皆有特殊的历史背景,非我们所能习惯。我们当然也不必效尤。耶稣的伟大,是对应此特殊性,而同时更有其超过此特殊性的、文明的自觉与修行。明白了此点,则基督教的故事皆可以极美,譬如甘地为解放印度的倡无抵抗运动,虽不适于中国的革命,但亦甘地自是伟大的,于我们亲切。文明是乐同而礼异,我们要对于异己的东西能喜欢,而且能取法于异。我们是自己对于自己亦要能异。

 

  再说宗教论,基督教是人要绝对的服从神,而中国人则如易经说的「先天而天弗违,后天而奉天时」,人与神亦如弹筝的连手与仕手,亦从亦违,虽然从是历史的主要方向。

 

  基督教绝对服从神,这我都可以了解,而且完全同意,但是这必要有汉文章的好解说。颜回对于孔子之言无所不悦,又有一次是孔子在陈蔡之间被乡人误会包围,颜回后至,孔子曰:「吾以汝为死矣。」颜回曰:「子在,回何敢死?」是这样的绝对顺从就非常好。但基督教把对神与基督的绝对顺从解说得不美。依基督教就不可以有人的跌荡自喜。所以西方在基督教之前,尚出来得伟大的亚历山大,在基督教之后就没有这样伟大的人了。

 

  基督教说末日将到与最后的审判,我也都可以接受,但是这要以中国的历史为见证。第一,末日将到,只能是在一个朝代之末,若如汉朝唐朝的初定天下时,是不能说末日已在到临了。西洋的是无明的社会,虽其盛时,亦不算数,不妨从头就加以否定,说是世界末日,这我以为完全是对的,但中国文明则不能也如此的被否定。而且,便是朝代末时,也还要观测时机,如元末刘基说,今后不出十年天下将大乱,真命子将出世。这不出十年,或十年之后,才是历史的关键。若不管这些,在中国亦只是何时都叫喊说末日到了,则是宗教者的短处了。

 

  末日审判,在中国历史上是真命天子领导的新朝开始,清算了旧事,如 孙先生开了民国,清算了清朝。末日审判的审判者是基督,亦即是新朝的真命天子,这样就说得通,但若照牧师的说法,就使人听了总觉得牵强。又如说圣经一字一句都是绝对真的,这都要以汉文章的说明法,始知其对,若以牧师的说法即不免牵强。

 

  寇世远牧师说只有耶稣是完人,其他孔子苏格拉底都不是完人,因为耶稣是基督。这话我也可以同意。但是我可以比他说得更明白。真命天子是王者,而孔子则是王者之师,王者之师不如王者更伟大,因为他不是真命天子。孔子虽有内圣外王之学,但孔子不是真命天子,所以孔子要让真命天子几分。这一层道理我在经书篇里写着有,用以破宋儒的傲慢。所以也可以说孔子要让基督几分,因为基督意味着真命天子。可惜基督是失位的真命天子。

 

  寇牧师看了「宗教论」,我想他不会接受。因为他坚持原罪、赎罪与十字架与肉身复活。其实复活我也可以相信。但是我可以同意寇牧师,寇牧师不会同意我。

 

  基督教有重要的一点是,信心可以拒绝理论,保罗如此说,寇牧师亦如此说。但西洋的理论与逻辑不悟空与色,原亦是不可以之来说明神与信心的,不怪保罗如此说。印度的佛法亦拒绝理论与逻辑。印度的逻辑学「因明」倒是知道空与色的,比西洋的逻辑高,但是因明虽知空与色、则不知阴阳法则与飞跃,所以要以之来说明佛法亦还是不够。所以基督教与佛教的拒绝理论,都是可得谅解。但是中国文明的理论可以说明神与信心,因为中国文明的理论是文学的。若在汉文学的感觉上不能被接受,即是基督教所说的神与信心有着不自然的地方了。汉文学的感觉对于神与信心是绝对肯定的,只是忍受不得闭锁性与浓缩性而已。

 

  印度的佛教否定动,而中国的禅宗肯定动,讲机。印度的佛教否定对象,而日本的亲鸾宗讲他力本领,皆可说是把佛教的重要教义来翻了,然而仍无损于释迦的伟大,至今中国与日本的佛教皆奉释迦之名。基督教的重要教义原罪与赎罪等若把来翻了,亦还是可以无损于信神与基督的,但是恐难以此期望于寇牧师。

 

  郭先生说,「宗教论」把一池的水都搅混了,我不觉笑起来。

 

  基督教是从来未有过像我这样的友人(佛教有友人,如维摩诘是释迦的友人,基督教则只有信者与异邦人,没有友人。)更未遇见过像我这样的强敌。

 

  是基督教第一次碰着中国文明了,像海水的撞击着大岩石而迸散退回。(它应当顺岩石下流过,渗入中国的泥土。)基督教在印度与日本都不曾挨过这样的正面较量,因为印度的佛教与印度教,日本的古事记与神道,比起基督教都是互有短长,基督教亦胜不得他们,他们亦胜不得基督教,惟在中国文明可以都承认基督教的高处大处深处。但是也指出了其有不自然。基督教是带疾的花,虽然带疾,亦还是花。原罪等则是疾。其实如日本的和尚可以娶妇,以寺为家,可说违反了佛教出家的基本教条,但是佛教在日本因有了新的生命,基督教的有些基本教条亦是不妨翻改的。

 

  中国文学最是伟大,如汉乐府「陌上桑」的「秦氏有好女、自名为罗敷」,那样好的自喜,(小人沾沾自喜,大人跌宕自喜,美人顾影自喜),即是好在没有原罪,若如基督教牧师说的时时都要自觉此身充满罪恶,就不能有这样的好诗了。历史上又每有天幸,说是如有神助就很好。杜甫诗「下笔如有神」,诗经里「维士与女、邂逅相遇」,都是喜气运气。元曲与明小说里遇到好事或是脱出了险地,常有说天可怜见,或暗暗叫声惭愧,其实若正值路边有神庙,也拜谢于神,但不可以像基督教牧师的说得太确实,必定都是神在操纵,人只是傀儡。对神也要是一个「如」字,纔可欢喜。

 

  最真的东西是「如」。

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丁巳年四月十九日

 

本文录自胡兰成着《中国的礼乐风景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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