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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仁明:天 地 之 始 ── 我看胡蘭成  

2010-03-07 09:56:3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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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薛仁明: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天 地 之 始 ── 我看胡蘭成
           (胡蘭成的道與藝--------時代周報 65 期  2010.2.23)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"  "為時代周報刪節者
    
    去年春天張愛玲小說《小團圓》出版,震動了整個華人文化圈,許多讀者聚焦在這自傳式小說中男女主角的情愛糾結,隨之也對書中化名「邵之雍」的胡蘭成議論紛紛,厭惡者有之,不屑者有之,撻伐者更有之;然而,有些深知男女情事之曲折隱微的細心讀者,可能更會好奇,究竟胡蘭成是何方神聖、何等才情,竟可以讓「一代才女」張愛玲連寫不寫他、出不出版,都如此百轉千迴?

    沒人說得準。

  曾被視為張派傳人、後又公開表明與張愛玲漸行漸遠的朱天文,說得最好,胡蘭成是什麼?她道,胡蘭成是一座縹緲大山。只緣身在此山中,但是,說不清的。
  
     我則是說,胡蘭成是一樁公案,一樁不折不扣的大公案,複雜、彈性、多義。何謂公案?一來,無固定解答;再來,參究面向多樣;最後,領受深淺各不一。但重要的是,參究者的悟與不悟、達或不達,卻皆有客觀歷然的勘驗評判;絕不因為公案之彈性多義,就流於主觀的臆測,而淪為各說各話。胡蘭成之種種,正可以作如是觀。
    
     胡蘭成這一樁公案,其實映現的是每一個讀者自身的程度;講了半天,常常不是真正說著了胡蘭成,而是反映出觀看者的某些自己。於是,世人儘有訕笑胡者、謗議胡者,這其實都無妨,甚至也應該要有。但是,若有其他觀察、其他見解,可能是有心的讀者更感興趣的吧!
    
     唐君毅的說法是,胡乃一「天外游龍」。唐君毅是當代大儒,乃肫肫其仁的厚重君子,素以誠摯深沉而望重士林;在現存的十九封致胡蘭成書信裡﹝佚失未能見者,至少還有幾十封﹞,有三封相隔十年的信中,唐均以「天外游龍」來道胡;不僅如此,在最後一封信,唐且說道,「天下固有先知,兄亦固可即是先知。」在唐來看,胡蘭成不只是游龍,還是先知。當然,書信往來,容或有客氣的可能﹝不過,唐絕非虛偽客套之人﹞,但是,唐君毅是連日記裡都還有評論,早在1950年9月9日,唐就記著,「胡蘭成又來訪,談後覺其人天資甚高,于人生文化皆有體會。」隔了八天,又道,「下午胡蘭成來談,彼見解甚高,似宗三,而一剛一平易。」「剛」指的是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;而在二十年後,1971年元月18日,唐君毅都還記道,「 胡蘭成論中國民間之文可喜,……. 非我所及也。」
    
  阿城則稍有不同,他屢說胡是「兵家」,這當然是看重胡審時度勢、長於謀略之能力。且不說胡早期所寫的犀利社論中對形勢評斷之精準,就說1951年初,胡流亡日本,當時美日準備簽訂和約,胡便協助日本朝野政黨,準備和約之性格與條款;正因胡之眼界,與其判斷力,使得那時日本三個主要政黨,對胡均尊崇禮遇,甚至奉之為先生。也因為這「兵家」特質,胡在日本廣結政商鉅子,與幾個大商社社長多有交好,而胡在日本政界且稱知己的則有西尾末廣﹝社會黨西尾派領導者﹞、水野成夫﹝曾代表日共到上海,與饒漱石相識,"後當日本國策バルブ會社社長﹞",後又與前後任首相岸信介、福田赳夫等人均甚熟稔;一回,福田接受報刊訪問,自道家中客廳最珍視的一件寶物,福田即是介紹一幅胡蘭成寫給他的字,福田赳夫且稱胡蘭成為「研究水戶學的中國文學大師」。

    是不是「文學大師」,不必爭論,也不重要。但是,胡蘭成何許人也?他是讓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女作家張愛玲「百轉千迴」的那個人。他又是與「昭和三文人」的尾崎士郎、保田與重郎、川端康成長期相友善,而與前兩人絕對堪稱至交,且川端出版《伊豆の踊子》後,則是以胡的評論為第一。"再說,又"後來,胡在七零年代抵達台灣,曾住在朱家隔壁半年,當時的朱西甯,原是文壇靈魂人物,然而,自從遇胡之後,朱卻「拋開了他身為卓越小說家的位置和天職,去作了一名供養人」,"去供養胡蘭成大願"。胡與朱家這場相遇,還深深影響了朱天文、朱天心這兩位當今台灣動見觀瞻的小說家,影響之深,朱天文言道,「我將用後來的一生不斷在咀嚼,吞吐二十五歲前的啟蒙和成年禮」;影響之遠,她說,「無或稍減,與日俱增」。

    胡蘭成對朱家姊妹的影響,當然不只是在文學上;如此既深且遠,那必然是整體的視野與格局,才可能讓朱天文用「一生不斷在咀嚼」。"事實上,胡不僅是朱家姊妹的文學導師,更是生命的導師,胡展現的是一種中國式的生命高度、一種中國式的通透智慧,一種縱觀天下、曠世古今的眼界"。胡蘭成是幫朱家姊妹補足了「中國學分」;這「中國學分」,不管是經史子集、抑或儒釋道,乃至凡百諸藝,更還有那活潑陽氣的民間種種,胡蘭成信手拈來,隨處指點,讓朱家姊妹在原來成長環境的西化氛圍中,打開了一扇又一扇窗戶,忻忻然看到了,那真正自家、真正中國的深闊傳統。

    依我看來,這一扇又一扇窗戶,讓我們後人忻然看到,那真正中國自身的傳統,正是胡蘭成今日最值得關注之處。說白了,其實我們完全可以繞過張愛玲,來看這個非常有當代意義的胡蘭成。

     大家都知道,中國文明在復甦;但是,大家也都明白,我們絕大多數的人,對自家傳統都有某種程度的疏隔;我們與傳統,或多或少多有些斷裂。正因如此,中國文明大家談來談去,總有哪些地方就是到不了位;而這百年來,論中國文明者,真是不知凡幾,但胡蘭成列身其中,卻是極為特異。
    
     首先,"單單他的言說方式,就完全獨幟一格。"迥異於當今學院的時潮,也有別於文化界的時尚,胡蘭成不僅不用西方概念來詮釋中國文明,他甚至還拒絕西方式抽象理論的言說方式;晚年他特別指岀抽象理論之為害,又力陳理論必須具象化,於是,他的文章,以晚周諸子為宗,多是理論文,但又兼具敘事與抒情;凡說理,皆成文章;凡論述,皆如詩;朱天文就說,「胡先生寫理論學問如詩,寫私情詩意又如論述。」胡蘭成的文體,層層"亹亹",搖曳生姿;他晚年自成體系的諸篇論述,反復徘徊,行於陰陽迴蕩之氣,「似重複非重複,像波瀾的波波相似而又相異,像盛開的花,瓣瓣重複而非重複。」胡蘭成這種文體,筆法汪洋閎肆,文氣縱橫,行文夾議夾敘又抒情,若真要擺,不妨將之置於易傳、莊子、史記這老傳統來看,就清楚可見其一脈相承。
    
     可惜今人的論述文章,受西方影響太深,過度強調邏輯、結構,過度習慣單線發展,尤其是學院中極枯槁無趣的所謂「論文」。於是,大家習染既久,回頭看胡蘭成,反而覺得他的文體怪,「似論非論」,有學者甚至極度憎惡,嚴厲批評道,胡因排斥「抽象的論證和演繹思辯」,故其畢生所造,是「拒絕對話之偏執獨白夢囈體及離世狂想」,所行乃阿修羅道,「不可能被認可」。

  再回到我的論旨,胡蘭成作為一樁大公案,從這樣強烈憎惡的批評中,又映現出什麼了?或許,"我們真是離家太久,都已認不得自己家了,兩岸知識人也因而都有極類似的無家可歸的荒漠感";文人學者也真是和自身傳統疏隔過遠了,見著了胡這種深植于易傳、莊子一脈的論說文體,竟能驚駭、憤怒至此,彷彿恨不得一棒將之打殺。但是,一個文明,若連自家的言說方式,都無法被認可,那麼,真正的復甦,又如何可能?一個文明,若其文人學者,行文議論,都非得夾帶洋文、西方術語,否則就難以被認可,那麼,他真正的主體性,就永遠不可能建立;那麼,作為這文明顯性載體的知識人,也只能繼續無家可歸下去了。
    
     話說回來,胡蘭成文章的精神骨子雖承自易傳一路之傳統,但他又不似一些舊學邃密的國故論者,對傳統只能亦步亦趨,卻完全無法對當代有所回應;恰好相反,胡儘管植根於晚周諸子的論說傳統,卻處處皆成新意,他出入雅俗,文言白話均不忌,韻文散體多錯落,方言民歌也是信手拈來、隨他用,更要緊的是,他句法參差錯落,每有文法錯誤,是無心,亦有意;行文雖不乏流暢,然更不避生澀。這生澀,最是胡文之特出,胡之文字,不僅不避生澀,還在有意無意之間使其生澀;胡曾說過,「(好文章)不但起句,便是寫到中間亦隨時有看似不相干的句子出來,文章就別有搖曳生姿。這通於做人的道理,亦通於一切做學問的道理。」這誠如江弱水所說,「對這種只七分熟的文字,胡氏有清醒的自覺。」這種高度自覺要「生」求「澀」的文章,最清楚「澀」是以「不流暢」讓「流暢」不落慣性,免於耽溺,再獲生機,重新有個「天地之始」,故處處有新鮮的活氣。因此,江弱水總結說,「(胡的文章)那真是不能無一、不可有二的鮮活的文體。」胡蘭成的文章,其實是彷彿立於文章之始。正因為是開始,所以有人不習慣,有人憎惡;龍應台則是說,胡蘭成「另創了一種新文體」。
    
     胡蘭成這樣承自傳統、卻又處處翻新,不僅表現在他的文體、他的言說方式,也清楚可見於他的書法。川端康成曾稱許胡蘭成為「當世日本無人能匹」的書法家,而川端自己字寫得很好,小楷尤其精絕;但華人世界看胡的書法,一如胡文,也是愛憎兩極;蓋因他碑帖功底極深,但又時時破之,他有許多筆法都「違背」了、其實是打破了既有之法度,常常將點畫處理到「點畫之初始」。故而,許多嫻習書藝、卻執於法度者,乍看胡書,每狐疑此人懂不懂書法;初看胡字,總也納悶這人會不會寫字,於是,嫌惡、不屑,也都在所難免了。

    胡蘭成的字不僅在法度的立與破上,反差極大,卻有著矛盾的統合;他的書法即便在美感上,也都呈現出既強烈對比,又難以逆料地綰合於一處之特殊現象。書法家黃智溶曾經就胡的一幅「百花生日」,如此說道,「他的書法美感,就是建立在這兩種極端矛盾的用筆趣味上。一種是充滿北碑濃重方整的橫筆;一種是纖細如游絲般柔美的波動線,一如猛虎;一似桃花。兩者穿插交錯,宛如三月夭桃飄落在春睡中的猛虎身上,形成一幅既瑰麗又威猛的美感經驗。」

     胡蘭成這樣的文章與書法,至今聚訟紛紜、成就未定,然而,早在數十年前,胡就曾經如此言道,「我於文學有自信,然而惟以文學驚動當世,留傳千年,於心終有未甘。」類似的話,還有,「我若願意,我可以書法超出生老病死,但是我不肯只做得善書者。」這種話,當然會加深一般人對他的厭惡,今人很難容得了如此「狂妄自大」;但是,這兩段「狂言」,卻是胡蘭成最具當代意義、也最可讓有心讀者沉吟再三的話。
    
     現代,是什麼樣的時代?是專業分工、知識分割,是標準化、規格化,是七零八落、四分五裂、視人如物的時代,多少讀書人在此物化時代,飽受徬徨無助之苦,之於世局,滿是無奈,面對自己,無以安身;他們努力,他們認真,他們思索,但終究解不開心頭的煩悶,更釐不清這煩悶之根源。我二十幾年前,正是因為這樣的重重煩悶,幾乎走不下去,也休學了半年;而再十年後,距今十餘載,我仍是懷著這樣的重重煩悶,乍讀了胡蘭成晚年的《今日何日兮》,書中所論世界劫毀,竟將我的煩悶瞬間粉碎,於是,頓時醒豁,了然無疑。
    
     "胡蘭成在書中展現了遼闊視野、宏大格局,更有驚人的穿透力;我那時都還極詫異,年少以來長期的困惑焦慮,怎麼會讓他三言兩語俱道盡了呢?!他的視野、格局、穿透力,不正是當年之所以忻動了朱家姊妹,讓她們歷三十載至今猶思之不盡之根本所在嗎?而這,不更是我們當代所最欠缺、也最想望的嗎?事實上,穿透力源自於視野與格局,立得高,才能望得遠、看得透;正因如此,若只是自居文學者、書法家,或是任何的專業者、專門家,那必然會受局限,要高便無從高,要遠也無從遠,更就無從透起了!
    
     胡蘭成的這兩段「狂言」,有心人讀到的,其實是睽違已久的一種氣魄、一種心靈高度,這也正是自從五四斷層之後久不復見的「士」的格局。士何事?士尚志,志在天下!既然志在天下,又豈能受限於區區文學、書法之成就?於是乎,揚雄言道,「文章小道也」,胡蘭成只不過說的更有實感罷了!這話不僅不該訕笑辱罵,更該引為文明重建之起點。今天,中國文明要復甦,首先,讀書人要先恢復「士」的自覺;文明要健旺,士得先清朗,士得要神完氣足。"
    
     胡蘭成"正是重現了這樣一種神完氣足的士的典型。他不僅"將文史哲諸般學問鎔于一爐,展現了當今專業時代難以企及的通識。他且將讀書人素來關切的道、藝、學、政,俱揉為一體,與他自身生命同呼吸。更要緊的,"他昂首闊步,海雨天風;言不必信,行不必果;唯大處著眼,根源處留心;於是,他受謗數十載,盡皆了然於心﹝你看他寫《今生今世》,不僅不怕被罵,相當程度,還「故意」討罵﹞;外頭再多的打擊詆毀,也只是造就了他晚年異乎尋常的通透澄澈﹝他越通透、越曠視古今,便難免引來越多的憎惡,唐君毅說他是「先知」,這是推崇,更是疼惜﹞"。更要緊的,他自逃亡以來,歷千磨,經百難,那一路之險絕,竟也真如他所道的,「千劫如花」,似乎再如何之劫難,都可以化成一株株異卉奇花。最後,也最讓有心之人震懾的,他",胡蘭成,縱使一生乖舛,橫逆多矣,"臨終前一年,卻仍猶繫念著「體露金風」,要重回到「一無所有」,再臨生死成敗關頭,又一次知萬物之活,知萬物之機;於是,他作為一個「荒修行者」,雖然備嘗磨難打擊,仍是著著鮮活;儘管遍歷凶險困絕,卻總有恰恰一機;正因這恰恰一機,對胡蘭成而言,時時都該如初出茅廬,一切都是新鮮的,又都有鋒芒,是險絕的,又是喜氣的;彷彿是人類文明初創時,永遠都要有個天地之始。
   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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