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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文明的传统 胡兰成  

2007-04-14 10:07:0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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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文明的传统

 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制度必有大变动,东方人的文明对此将有何种感应呢?

  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分界,有人说只是历史发展步骤的参差,东方有比西方更多的封建文明,加上不及西方的纯粹的资本主义文明,所以东方文明的特征不过是它的落后而已。这说法的不完全,在於太过强调文明的时代性,而忽视其通过各时代的传统。文明是有它的时代性的,所以这里边有许多否定,而其传统的部份则是肯定的。文明在每一时代都有新的创造出来的东西,一部份是随着时代的过去而被扬弃了,但也有一部份是加入传统,这样一代一代的继续加入,使文明的主体更增大。这量的增大作成了质的优越。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,的确比东方在同时代的成就更多。但东方文明在已往一切时代中的成就,这样畜积而成的传统,却是大於西方的这文明的传统,也就是所谓一民族的本来面目。西方人因为他们的本来面目是单薄的,所以一到资本主义时代,就被资本主义文明所淹没,资本主义文明成了一切。像美国人,他们的活着几乎是没有背景的。东方人的那种辽远的千年万代的感情,西方人简直不能想像,因为他们都太忙逼,太被现实的事物所占据了。资本主义时代的事物也真是具有压倒的重量的,倘若没有大的感情,人便被事物的洪流泛滥了去。西方人就是这样的有太多的理性,太少的智慧,太多的感觉,太少的感情。东方现在可还不至於这样。

   我很惭愧没有好好的念过日本史,所以记不起是谁了,大约是日俄战争时日本的一位舰队司令官吧,他坐在旗舰上,心里很静很静的,有山河大地的庄严。倘在美国人,则一个海军军官不过是兵舰的一个部份,人和枪炮的分别,不过一个是会说话的兵器,一个是不会说话的兵器而己。他也可以安闲,但那安闲是从办事的有条有理,从方法论里得出来的,和东方人的‘好整以暇’是从感情里得出来的,到底不同。

   现代的纲骨水泥的建筑,大的工厂与机器,严重地威胁着人。西方人就是这样的被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所惊吓,觉得自己更渺小,狼狈了。为要对这些东西报复,他们浪费,糟塌;不是物糟塌人,就是人糟塌物。东方人对於物的感情可是贞洁的,如诗经里所说,溪涧里的荇菜,也可以请客,也可以祀神,日本人送礼物,往往是几色点心,或者一些别的什么,用匣子装了,包在布袱里,那样的珍重,虽是富人也不敢损害物的贞洁与亲切。对於物,有这么一种珍重,贞洁与亲切之情的,就是活在有钢骨水泥的建筑,大的工厂与机器的时代,也可以不至於人糟塌物,或物糟塌人的。

   炎樱告诉我,缅甸有一种祀神的跳舞,全是八岁到十二岁的女孩子,动作很缓慢,因为很缓慢,每一个动作就是一切,往古来今,全世界都在这儿了。脸上是搽的青色,或者红色,或者白色,单纯而肯定,如昼如夜,连改变一下都不可能。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无,把人想要试探神的念头全熄掉了。看着她们,你会觉得她们就是神。这完全是东方的。西方虽然也有神,他们的神只是象征权力,但也不是全能的,耶和华时时有被撒但所否定的危险。东方的神可不这么世俗,而是宇宙的真实,永恒的存在。东方文明因为有这样永恒地存在着的东西,一代一代的人只是把新的东西增加进去,所以变得很深。西方文明却是随着每一代翻造的,来不及增加一点什么进去,又被下一代所否定了。这在艺术上可以看得很清楚。西方的艺术就是浅,比方伸手到水里,刚刚感觉冷暖,已经到了底。东方的艺术却给人以跌了进去的那种感情,因为它是这样的深。

在西方,人几乎是为了制度而存在,所以制度成了一切。只有在一时代的制度崩坏之际 ,人才开始用理性去寻求一时代的制度以外的存在,如黑格尔的以理性来说明民族精神与世界精神,而归结於民族精神与世界精神就是理性自身。在他看来,神也就是理性。他的理性是可知的,然而是冷冷的使人惆怅的东西。

在东方,制度可是为了人而存在,所以就在制度美好的时期,人也生活於这制度之中,而依然对制度有一种游离。东方人的民族精神与世界精神,不重在它是可知的,而在於它是可感的。东方人的神是一个大的安稳,不像黑格尔的理性的最终目的是统治。现在差一点了,在明治维新前后,日本的男人像五月的蜜蜂那样工作,还有日本女人的很低很低的感情,生活的空气柔和而明亮,有单纯的喜悦。这种男人的勤劳与女人的谦卑,用当时的制度去说明是不够的,却是另有他们的生之虔诚。他们的背景是大的安稳,他们是被这个大的安稳所约制。而从这个大的安稳里也时时迸出大的冒险,生命力的放恣,如同明治维新,日俄战争与日清战争。

东方人的这种约制的美,在西方人是没有的,他们有的只是拘束与限止,如黑格尔所说的统治。而东方人的这种生命力的放恣,在西方人又往往成了玩世不恭的无所不为,或赌搏式的认真。东方人生活於一个时代,同时生活於一切时代之中,而西方人则只生活於一个时代。他们的资本主义文明,就在全盛时期,也不过使人新鲜,没有使人安稳过。全盛期一过,即刻可以看出他们的人生的虚无,有英国小说家赫克斯所感到的恐怖,而在这虚无的底子上,是德国人的赌搏式的认真,美国人的游戏式的冒险。他们缺乏可以记忆的东西,资本主义文明的毁灭,在他们几乎就是文明的毁灭。

对於东方人,资本主义毋宁只是一种制度,自然更不是文明全体。这制度给了东方的文明以新的养料与空气,但东方文明的传统并不因此被否定了。日本在这方面有可惊的成就。明治维新也是资本主义革命,却有和西文资本主义革命显然不同之点。法兰西大革命尽有人性的昂扬,但也在那时候,流行着澈底的无神论。而明治维新那一代的人则就是神。日本有明治神宫,法国有的只是凯旋门。日本的国歌君千代比较法国的国歌马赛曲,有更单纯,广大,悠久的感情。和明治维新的志士比较,法国大革命的志士,不过是龙齿的故事里从地下迸出的一群武士,一种没有前朝后代的慷慨激昂。

梁漱溟研究东方文明,只讲到印度与中国,没有讲到日本,这不仅是一个疏忽,而是对於从历史去考察文明的根本观点的无知。东方文明有它优越的传统,不被一个时代所限止,也不被一个时代所否定,但它是通过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,通过一个制度又一个制度的。在这行程中,倘然有一个时代与制度它不能通过,那它是要中断或者衰落的。印度的文明就是这么的中断了,中国的文明就是这么的衰落了。东方文明通过资本主义的世界潮流,而不被限止,不被否定,也只有通过这潮流,才更深更广地成长着,这必须从日本的历史上考察,才能懂得。对於一个不健康的,文明传统单薄的民族,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带来的是无神论。东方人特别不能忍受的,是物的纪律对於人的那样严格的拘束,使人生不得有一点放恣,和人的感情变成空白,什么约制也没有的那种玩世不恭。我读过一些左倾文人的恋爱小说,就在恋爱里他们都是有目的的,没有人生的放恣,也没有人生的约制,在美的事物前的那种谦卑,没有升华,没有静静的喜悦。看西方人的学说与艺术,总是一代否定一代的,每一代都有它的崭新的生活空气,然而不免使人惆怅。不过在东方,像日本那样,既能安稳的度过资本主义制度,想来也一定能安稳的度过另一种新的制度的。这新的制度来到之时,将作一个文明的本位来接受呢,还是仅仅作为一个制度?这全要看那时候日本文明的传统的健康状态了。

   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,也不喜欢现在的那些共产党员,并且对於马克思的忽略人类在历史进程中肯定的继承的一面,总觉得是一个大的遗憾。马克思说到的继承的一面不过是生产力的部分。他说到的人与人的关系不过是统治关系。所以他说到艺术,也只注意到它的可说明的部份,没有注意到可感动的部份。而可说明的究竟是有限的,只有可感动的才是无限的,有它的永恒。共产主义决不是文明的全部,而是不过和已往的许多制度一样,增加一点东西到文明的传统里,使它成为更肯定,更完全。所以我现在不讲主义,只提出问题,和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在我看来,任何主义都不过是一种制度而已。而人类的文明,是有它的超制度的存在的。

现在的时代的要求是世界殖民地制度的消解。世界殖民地制度不但使落后民族堕落,也使先进民族堕落,所以落后民族内部要求摆脱其殖民地半殖民地身份的斗争,和先进民族内部要求摆脱其帝国主义的性格的斗争,是一致的。这就是我所期待的世界革命。世界革命的当前任务是停止帝国主义战争。中日两国现在要单独和平或停战简直是不可能的,因为中国的地位已由世界战场的边缘渐渐变成了世界战场核心。所以中国非有革命的政权,世界和革命的威胁帝国主义战争,是不能够阻止帝国主义之以中国为战场的。世界革命是要以政治来停止世界战争,不让世界战争延长到自然终了。倘若来不及做到以政治来停止世界战争,至少也可以做到以解放运动来处理战后的国际,不让帝国主义以分赃的方式来处理,如过去的凡尔赛条约。就中国来说,世界的任务不但是停战的问题,还有战后复兴的问题,倘若来不及做到停战,战后的中国也还是需要一个革命的政权,和世界革命的帮助,才能打开一条复兴之路的。

这世界革命是中国的和中国以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,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解放运动。这两种运动是一个革命。它一定要改变生产关系的。它是历史的另一个黎明,而在这黎明的光里照见的,东方人到底还是东方人,西方人到底还是西方人。世界革命给它所能给的,而各民族得到它所能得到的。所谓民族精神和世界精神高度的统一,也不过如庄子说的‘偃鼠饮河,不过满腹’的意思。

梁漱溟以为一时代的制度就是文明的自体,所以他惧怕资本主义制度,也惧怕共产主义制度。为要迎合东方文明,他造作了村治,而他的村治到底是营养不良的。类似这种迎合的造作与固执,都只能使文明僵化而已。其实怕什么主义,和歌颂什么主义一样,都是教授的事,真的革命者是很少注意到这些的。明治维新,和辛亥起义,当时的人都没有想到是在干的资本主义革命,他们只是依照时代所启示的干。这种生命力的放恣,几乎是没有目的的。黑格尔和马克思极力要把这种不自觉的干法,作成自觉的,可以说明的东西,可是人生也因此变成有限的了。政治和艺术一样,艺术上也有许多主义,但大的艺术家是从不想到自己是什么主义者,也因为如此,才能如杜甫说的‘下笔如有神’。西方人把人生看做事务的存在,什么都可以安排的,可以安排的东西是不可能超过自已的。然而人是常常会得超过他自己的,时代也常常会得超过它自已的。这超过自已,就是升华。升华的东西,它的自身就是目的,就是说明,连名字都是身外之物。近来的日本人彷佛也有点西方人的趣味,一次在汉口,一位日本文人问我所认识的一位中国作家,是文学的什么主义者,我简直答不上来。这样的问题是连那作家本人都答不上来的。现在韦 津先生又问我是政治的什么主义者,我所能答复的也只能如这篇文章里所说的,我所做的只是神意。但我得声明,我不是任何宗教的教徒,也永远不是的。我所谓神意,只是东方人的那种千年万代的感情,在人生的大的安稳里的一种约制的美,也从这大的安稳里时时迸出的大的冒险。这就是一切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胡兰成(笔名 敦仁)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苦竹月刊 第二期 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出版  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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